葉中平

春節時看了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一文，題為：反思神秘的古埃及文明，這有二點勾起我的回憶。

茅老講，他與太太是在08年的春天到埃及的，這是他到過的第28個國家。我不禁也回憶及計算起來，從1989年開始第一次出國，到今天也去過超過三十個國家了。早期是去亞洲四小龍，之后去第一世界的美國，再去第二世界的歐洲、加拿大、澳洲、日本，近年是去“金磚四國”（BRICs）的巴西、俄羅斯與印度，也多次去深耕中東這個市場，非洲也曾兩次踏足，包括南非與北非。啊，七個大洲去了六個，除了南極洲；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也去齊了；G20國，即今天經濟最強大的20個國家也差不多去了。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朝著這方向努力并堅持著，一直到今天，二者都使自己有莫大收益。

勾起我另一回憶的是茅老的一個疑問。去完埃及后，茅老對一個問題一直困惑不解，就是為什么埃及如此燦爛的古代文明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影響？這同樣是我的疑問。誠如茅老所講，“相對而言，古希臘文明、東方文明、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都流傳到了今天。今天的世界文明，是繼承了這些文明發展起來的，而古埃及文明只有供參觀游覽的價值。古埃及文明有七千年之久，可是卻沒有產生思想家。不像古希臘、羅馬、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都有偉大的思想家，至今我們還享受著他們所創造的精神遺產。”

的確，在我去過的這么多國家中，有兩個國家使我的心靈最為震撼，一個是印度，另一個就是埃及了，本文只講埃及，關于印度一文見2006年2月20號的《珠江商報》上《印度：疑惑與商機并存——孟買商務游記》（/shownews.asp?id=282）

在茅老踏足埃及后的幾個月，我也到了埃及。為了更好的比較，去年8月初，我還帶上女兒先去中國的西安，去感受一下擁有五千年文化的古都，再實地重溫了一次中國的黃帝、秦始皇及漢唐歷史。8月中就飛到這個有7000年輝煌燦爛歷史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埃及。

埃及之旅的尼羅河上我把帶去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胡軍寫的《哲學是什么》看完了，一邊欣賞這里七千年來留下的文明——金字塔和神殿，一邊感受古埃及人的思想，思考著他們為什么要建這樣龐大的建筑，再結合這本哲學書上的不停地問為什么的思維方式。這不愧是一次物質與精神之旅，哲學之旅。這個旅程也使我的七歲的女兒知道這世界有物質與精神這兩樣東西。這二東西構成了今日的大千世界，這精神或叫思想這東西的力量就更神奇，使社會更多彩。

如茅老所講，古埃及留下的這些遺跡，都是他們為來生所建的東西，并非今世的享受。在埃及的景點，看著這些象形文字，告訴你的都是統治者們的做人哲學，為的還是來生。正所謂三句不離本行，茅老看到埃及這些為來生準備的東西如此宏偉與精致，就想到經濟學的祖師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社會分工學說，并通過埃及之行得出：市場經濟產生了分工，而強制命令（如計劃經濟與奴隸社會）也一樣存在分工，前者使產品形成生產成本的價差，成了商品交換的基礎，從而創造了社會的財富，推動人類的發展，而后者的分工卻可能產生了輝煌的文明。

對于茅老的困惑，他后來翻查了一些埃及歷史書，從而得出他認為不盡成熟的結論：“古埃及文明之所以沒有產生流傳下來的思想家，是因為古埃及的思維，存在著嚴重的錯誤或偏差——它把追求來世作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所有的聰明才智，都用在了這個虛無飄渺的目的之上。不單統治者如此，老百姓也如此。他們把現世今生的一切希望寄托于來世，把一切勞動成果統統都貢獻給神明。對他們而言，現實是不重要的，什么苦都可以忍受，只要來世幸福就可以了。一個錯誤的理想能夠長期存在下去，必定源于嚴格的思想控制。致使埃及人的全部努力，沒有給人類留下任何有用的精神遺產，只有金字塔等寥落的古跡，留給后人以無限的哀思和惆悵。”

的確，茅老的疑問也是我的疑問，我思考的角度與茅老有所不同。我在想中國人的思想從5000年的歷史文明繼承而來。秦始皇為了今生不老，求長生不老藥；孔夫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思想，則是今天的修為為今生；佛教就是今生承受前世之罪，并今生修為為下一生；基督教的原罪論，認為人一出生就是帶罪的，今生行善贖罪方得永生。老子、孔子都是2-3千年前的人物，他們這種中國本土產生的道家與儒家思想加上傳入的佛教思想都影響著今天中國人的價值觀。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經過這么多年的演變，特別在我的同鄉——位于廣東新興縣龍山的唐代六祖惠能大師的轉化下，更多的中國化。也許正是中華民族這樣的包容性與同化性使得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得以流傳并發展下去。

埃及之行的這萬里路的一段是值得的。對了，我公司的商品出口到全球近70個國家呢！與我公司的產品比起來，我還只走了一半的路，我該計劃下一個目的地了。

  （本文寫于2009年2月12日)